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，但在内战期间，蒋介石不但频频换将，连方面军统帅都频频更换，除了他管不了的华北“剿总”，中原和东北的蒋军最高指挥官，老蒋都不止一次换过或想过要换掉。
东北方面蒋系最高指挥官叫“东北行辕主任”，先是熊式辉，后来换成了陈诚，卫立煌当了一段时间副主任代主任后变成了东北“剿总”上将总司令；徐州方面一开始的负责人是绥署主任薛岳，薛岳连战皆败，绥署改称“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”，顾祝同为总司令，郭汝瑰为参谋长，后来“徐州陆总”撤销设徐州“剿总”，刘峙为总司令；华中“剿总”从设立起，就由曾任“国防部长”的白崇禧担任，为此老白十分郁闷——华中“剿总”是要受何应钦为部长、顾祝同为参谋总长的“国防部”指挥的。
华北“剿总”上将总司令傅作义是最不听老蒋话的，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上将主任陈诚比较听话，但却曾被老蒋认为“无能”；与陈诚一样“无能但听话”的还有徐州“剿总”上将总司令刘峙；东北“剿总”卫总司令，更是总跟老蒋唱反调，软磨硬泡就是不按老蒋的指令行事，气得老蒋七窍生烟却毫无办法；华中“剿总”上将总司令白崇禧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不管他多有能耐，在老蒋眼里都是最不听话的一个；至于被称为“福（猪）将”的刘峙，是不是这五个上将中最听话又最无能的，估计读者诸君看完相关将领的回忆文章，也会有不同意见。
傅作义、陈诚、刘峙、白崇禧、卫立煌，这五个上将有四个算老蒋的师弟：老蒋毕业于通国陆军速成学堂，后来该学堂改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，刘峙是保定军校第二期，白崇禧是三期，傅作义是五期，陈诚是八期，三大战役也可以说是一帮保定系指挥一帮黄埔系打的。
傅作义是起义将领，在担任蒋军上将总司令的时候，连“中央军”的呢子将官服都很少穿，摆明了跟老蒋不是一条心，这一点老蒋也十分清楚，所以傅作义打不打、怎么打，老蒋基本不管，也管不了，咱们也是少说为佳，因为傅作义将军在抗战中的功绩有目共睹，他取得大捷的百灵庙，离笔者夏天住的地方也不远。
抛开傅作义将军不谈，咱们先来看看最先被老蒋认为无能的上将陈诚，杜聿明知道老蒋为何对陈诚不满意：“各高级将领及部队长如顾祝同、刘峙、熊式辉、汤恩伯和我等均对陈诚表示不满。蒋介石也渐渐发现陈诚既不得军心，又指挥无能，就把国民党军种种弊端和失败的责任，都推到他的身上。首先收回他的人事权，接着又收回他的军事指挥权，由蒋亲自指挥。（本文黑体字，均出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（之三大战役）》）”
陈诚当参谋总长屡战屡败，但又想到东北捞点功绩，就走一些门路，取代熊式辉而成了东北行辕主任，他的“参谋总长”一职却没有交卸，直到在东北又打得一塌糊涂，才“请辞本兼各职”，东北那一摊子交给卫立煌，参谋总长也由顾祝同继任。
陈诚年轻的时候就跟着老蒋混，而且据说还跟老蒋有“半子之亲”，他到东北当军政一把手，老蒋还是放给他很大权力，也很少越级指挥并亲临前线督战的，所以陈诚在东北之败，还真怪不到老蒋头上——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、杜聿明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时候，战局还有出现一边倒，陈诚到东北下车伊始，就取消了杜聿明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，又遣散了大量伪军组成的杂牌部队，而且根本就不在乎那些被遣散的部队会不会“投共”：“谁要投，就让他去投。他今天投，我现在就缴他的枪！”
陈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，对保留下来的部队又不能一碗水端平，所以弄得将士离心，杜聿明说在陈诚手上断送的蒋军有十万之众，但我方统计的战果为六万九千，还有三万多部队不知道跑哪去了。
陈诚被打得狼狈不堪，卫立煌才不情不愿地披挂上阵，这也埋下了蒋卫不和的伏笔，彭杰如回忆：“一九四八年一月，卫立煌继陈诚以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‘剿总’总司令接掌东北，随即明令发表我为东北‘剿总’副参谋长、第一兵团副司令官，暂留总部工作。卫立煌接守东北，所有败残军队收缩在长春、沈阳、锦州三个孤立地区，完全失去主动。当时蒋介石要他放弃沈阳，将主力撤至锦州，而他一直坚持固守沈阳的主张。”
卫立煌是把老蒋琢磨透了，他不止一次告诉下属：老蒋要放弃沈阳，是因为他曾把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了东北，现在弄成这个局势，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保存半壁江山，又企图逐步把部队从东北抽走，放弃东北，以保卫南京。老蒋的一贯作风就是诿过于人，他顾虑到国际影响和国内的政治压力，更为顾全他个人的尊严，总是希望别人代他背锅。
卫立煌知道自己打不赢，就决定“以不变应万变”，绝不轻举妄动，以免被调虎离山围点打援，但老蒋总是想把部队调来调去，而且总是放马后炮。
老蒋让郑洞国守长春，卫立煌认为长春守不住，不如及早把长春兵力撤到沈阳，等长春被围成铁桶，老蒋又命令卫立煌去解救，卫立煌根本不听：“大部队由长春向南撤退，要通过五六百里解放区，事先毫无妥善计划，仅用一纸命令，叫跑便跑，真是开玩笑！”
卫立煌在东北绝不主动出击，不管谁被围困，他都坐在沈阳按兵不动，气得老蒋先后想让范汉杰、廖耀湘、杜聿明取而代之，结果这三个被老蒋寄予厚望的中将，两个在辽沈战役被俘，一个在淮海战役被俘，而卫立煌则没有经过任何激烈战斗就离开了沈阳——他不是不能打、不会打，只是不想打而已。
以卫立煌的能力，如果老蒋不越级指挥，让他把东北部队该撤退撤退、该聚拢聚拢，辽沈战役可能还不会那么快结束，但老蒋给卫立煌的承诺一个都不兑现，先说什么都不管，后来却什么都管，所以卫立煌对打仗毫无兴趣：“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，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，我在东北未下过一道命令，看谁负责？”
卫立煌初到东北，原本是想做一点事情的，但蒋家王朝已经从头烂到脚，即使卫立煌想守住几个大城市“坐观时变”：卫立煌把指挥部设置沈阳，第一件事就是构筑和加固沈阳及外围防御工事，将原有工事一律建成现代化钢筋水泥建筑，并规定阵地外围要挖二米宽、二米深的外壕，架设铁丝网。但一直忙乎到八月工事也没完工——缺乏钢筋、钢板、水泥等材料是一方面原因，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卫立煌本人不贪，他手下却都要从中捞一把，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大发横财，直到沈阳被放弃，也只是在重要地点构筑了一些独立的水泥碉堡，既不成群，也不成线，所以卫立煌只能不战而走。
如果卫立煌使出浑身解数而老蒋不越级指挥，辽沈战役的打法和进程可能会完全不同，而华中徐州两个“剿总”的上将总司令白崇禧和刘峙，则是各怀心腹事，被认定为“无能的副将”刘峙，和老蒋的心头之刺白崇禧，表现也不尽相同。
刘峙的“无能”几乎已经成了“共识”，但刘峙是无能还是无为，时任“国防部”第三厅中将厅长的郭汝瑰，和时任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各有看法。
郭汝瑰评论：“这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由徐州‘剿总’刘峙及华中‘剿总’白崇禧分别掌握，相互协作很差。刘峙是有名的‘福将’，这是国民党军队中讥讽刘昏庸糊涂的代名词，不堪担当重任。白崇禧拒绝统一指挥，而刘峙又十分糊涂，无能指挥即将爆发的淮海会战。”
文强回忆：“刘峙向来是无主见的，唯独杜聿明自恃兵力雄厚，乘解放军新得济南的休整间隙，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攻势，即争取主动，出其不意地佯攻济宁，目的在‘收复济南’，完全是自不量力，蒋介石终于采取了杜的方案。”
前面咱们说过，刘峙与白崇禧、顾祝同是保定同学，在战略上也有一致意见，白崇禧提出“守江必先守淮”，顾祝同、刘峙得知华东野战军有进攻徐州企图并已开始调动部队后，认为徐州乃四战之地、距南京远，后方补给线长，又有淮水之隔，交通、运输、补给均不安全，莫如退守淮河南岸，以淮河作为天然屏障为好，所以决定一面在淮河南岸作防御部署，一面准备在徐州迎击解放军，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徐州。
刘峙顾祝同的意见与身体不好的“少壮派”杜聿明不同，老蒋好大喜功，采纳了杜聿明的方案，刘峙也不敢硬顶，只好两手一甩放任杜聿明去指挥，杜聿明被调往东北那段时间，他啥都不干——既然老蒋那么信任小杜，老刘也乐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。
刘峙要是一点本事都没有，也不可能熬到老蒋的“五虎上将”之一，而白崇禧这个“一级上将”，肩膀上的金星比刘峙还多一颗，但似乎因为太“有能”而被老蒋忌惮，这一点刘峙居然也看得十分清楚。
时任“总统府少将参军、战地视察官”的李以劻，也知道刘峙不是没有想法和怨言，只是“看破红尘”之后把“委屈”变成消极而已，当老蒋在没有免去刘峙徐州“剿总”总司令却让白崇禧统一指挥两个“剿总”兵力的时候，刘峙那番“怪话”就说到了点子上：“白健生是寡妇改嫁，对老头子（蒋介石）可以抗衡论理，不听调动，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，骨头多大，当婆婆的都摸得清，服从是无条件的。”
李以劻说他当晚就把刘峙的“怨言”电告了老蒋——刘峙能说出这番话，说明他绝对还没有“老糊涂”，而是人老精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拿，一语道破了老蒋和白崇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以及自己这个“受气媳妇”的怨艾。
淮海战役蒋军损失五十五万五千余人，这笔账大多记在了杜聿明头上，所以有人说刘峙在此战中只是充当了甩手掌柜，比在辽沈亲自断送掉十万或七万蒋军的陈诚还强一点——虽然刘峙和陈诚都十分“听话”，但陈诚的“罪责”更大，刘峙只是不作为而已，至于白崇禧，那是隔岸观火，希望烧得越大越好，老蒋的嫡系部队被一把烧光，那才是他想看到的局面，这是他与老蒋的派系之争，跟军事能力无关。
傅作义、卫立煌、陈诚、刘峙、白崇禧，这五个在三大战役中“发挥重要作用”的蒋军上将，谁的军事能力最强，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，即使不看政治立场，我们似乎也不能说白崇禧就比卫立煌高明，要是从政治方面考量，白崇禧似乎就只有小学生水平了。
我们细看相关将领回忆文章，就会发现这五个上将至少有四种心思，而在军事指挥方面最无能的是陈诚还是刘峙，同样也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：刘峙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就没下过几个正经命令，而陈诚亲自指挥的战事，那可是打一场输一场，您说他俩谁更无能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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